世界最古老的十个餐厅

世界最古老的十个餐厅

世界最古老的十个餐厅为中国北京的便宜坊，瑞典斯德哥尔摩ZumFranziskaner餐厅，西班牙马德里的博坦餐厅，美国纽约的弗朗西斯酒馆。日本京都的HonkeOwariya餐厅，法国巴黎的银塔美食餐厅，德国柏林的ZurletztenInstanz餐厅，美国罗德岛州的白马酒馆法国巴黎的AlaPetiteChaise，奥地利萨尔斯堡的Stiftskeller圣彼得餐厅。

奥地利萨尔斯堡的Stiftskeller圣彼得餐厅陵高，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餐厅，建于803年，一直矗立在圣彼得修道院里。它是由查理曼大帝的追随者、修道士学者Albuin首先记录下来的。几个世纪以来，该餐厅经历了尺碧尺无数次整修和扩建，但有些餐室还是保留了当时的巴洛克风格以及古老的树状大吊灯，其服务过的皇室、高官及名人也是不计其数。

餐厅发展历史

中国餐饮业的起源与发展，我国古代地广人稀。自秦汉以来，为方便官差大人长跋涉传送文件，便有驿站的设置，提供官差恢复旅途的劳累，更提供住宿与餐食，好令他们翌日能够继续另一段漫长的传递工作，其实这就是中国餐饮业的雏型。

实则在秦朝制定货币政策后，民间社会开始有大规模的交慧毁易现象，市集应运产生，民以食为天的本性，自然在交易现象中流露无疑，交易的本质在为生活醐口。交易的性质则免不了以物易物或以钱易物，所谓的物，自然就是指一些生活用品与食物，既然食物可以从交易中获得，餐食贩卖于焉蕴酿而生，具体言中，餐饮。

求历史达人提供汉代以前有关饮食的历史资料！~~

汉代饮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，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素，先哲有云“民以食为天”；《淮南子》亦曰“食者民之本也”；《尚书•洪范》提出治国之“八改”，即以“食”为先。《汉书•食货志》也将“食”置于首位。人类的衣、食、住、行等社会生活中，饮食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。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领域也是奠基于饮食生活之上的，都是由饮食生活所决定和制约的，与饮食生活息息相关，互相联系。所谓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如今，除少部分文献史书与文学作品记载外，还有出土的简牍，甚至刻画有生动图像的汉画像石、画像砖和壁画对反映饮食文化的内容比较形象直观，尤其，对一些肉食类副食说明的问题更具体，着意表现肉食代表美食、食欲的价值趋向。

《 周礼•天官冢宰》曰：“凡王之馈食用六谷，膳用六牲。”可见，从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“六牲”的说法。在《诗经》中也多次提到。“六牲”包括马、牛、羊、豸、犬、鸡。“六牲”中马主要用于交通、军需，用于国家边防。因此，除了马之外，其余五种再加上鱼，就构成了古代肉食类的主要部分。随着汉代社会饮食不断发展，汉人逐渐发现了肉类食品的营养和价值，饮食中的肉类食品比例，较前代也有了很戚喊斗大的增长。直到后世的主体肉食类在汉代已经具备，并且占据主要地位。

一 肉食饮食结构

1．牛 六畜之一，上古时期,牛主要用于食用和祭祀。春秋中后期，随着铁犁、牛耕的出现，牛主要被用来耕畜。而汉代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，使养牛业备受关注，养牛业迅速进入高潮时期，并且能够长久不衰。因此牛肉在整个肉食中所占的比重始终最大，因此可以说，牛肉是渗睁秦汉时期肉类中的上等食物。

汉代时期，牛的饲养规模和数量有明显增长。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中，不少人家有“牛蹄角千”，富比“千户侯”，养牛的规模比前代有了很快的增长。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云，而桥姚“已致马千匹，牛倍之”《汉书•叙传》言，西汉初年，班壹在楼烦 “致马牛羊数千群”《后汉书•马援传》载，西汉末年，马援在北地“因处田牧，至有牛马羊数千头”。

汉代统治者对牛采取了严格保护的措施，更是禁止随意宰杀耕牛。所谓“盗马者罪死，盗牛者加。”《睡虎地秦墓竹简•秦律十八种•厩苑律》规定，耕牛腰围减瘦一寸，要笞打主事者十下。《法律答问》又规定：对于盗牛的臣妾处以城旦舂，平民则处以系 一岁之刑。《后汉书•光武帝纪》载：光武帝建武四年诏令“毋得屠杀马牛”。只有在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，皇帝“赐民百户牛酒”百姓才能吃到牛肉。而《三国志•魏书•陈矫传》载，东汉末年，曲周百姓杀牛为父祷病，官府便按法律将其“弃市”。可见，牛作为最重要的农耕工具，而不是食物受到高度重视。

汉代时期牛的价格也是较高的，在《九章算术》里载，一头牛的价格在一千八百钱左右。因此，只有王公贵族和豪富之家才有条件宰牛食用。山东邹县、滕县出土的汉画像石中，都有椎牛的场面。因此，贫苦百姓也是买不起牛的，他们仅能乘社祭之时合资共买，宰杀分肉，如《九章算术•盈不足章》载，内容为一百二十六家共买一牛，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。

2. 羊 羊肉是汉代主要肉类品种。羊肉在古代饮食生活中的比重，从汉代起大约已经略胜猪肉一筹了。羊肉会被认为是精美的肉类，被用作赏赐，《东观汉记》里有“建武中每高磨腊，诏书赐博士一羊”“赐羊一头”；

《后议书•第五伦传》中载：东汉越骑校尉马光，冬日腊祭—次就用“羊三百头”、“肉五千斤”若以每头羊出肉20斤算，则用有羊肉六千斤，在五千斤肉里，也占很大一部分。可见，羊肉也是很重要的肉食之一。在一些文学作品中，涉及“羊羔莫酒”，猪肉反而很少为人提及。

羊是一食草动物。在两汉时期，养羊业比较发达，除了北方的草原，在内地区域范围内也大量饲养。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所言：“龙门、碣石北多马、牛、羊。”

《齐民要术•养羊 》在介绍牧草种植时 ，以牧羊“羊一千口”为典型。从“千足羊”到“羊一千口”，说明汉代的养羊业发展似乎是在成倍增长的。

另外，汉墓中也常有灰陶羊的模型和羊骨出土，在汉画像石上常有宰羊、剥羊的画面。在扬州汉墓中常出土有肉制的狗、羊、牛等动物。这也可以反映汉代畜牧业的兴旺景象。

3．猪 猪在古代名称很多，最常见的有彘、豕、豚等。猪肉同羊肉一样是汉代肉类食品中的主要原料，山东诸城前凉台厄庖厨图上，有一庖丁在宰杀猪的画面，在其身后的木架上挂着猪头、猪肝、猪后腿等。由于畜牧业的发展，人们还把多余的肉食，制成腌制品，加以贮藏。发现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扬州汉墓中，随葬有大量的陶猪舍、陶猪、玉猪、染金滑石猪的模型。《淮南子•汜论训》载“猪肉之所以是祭祀时的上牲”是因为“以为子者家人所常畜，易得之物也”。

在秦汉时期，猪的饲养比较普遍，如西汉蜀地富人家奴“持梢牧猪” ；《后汉书•吴佑列传》提到，东汉官宦子弟吴佑年二十，不受他人馈赠，“常牧豕于长桓泽中”；《后汉书•杜乔列传》里亦有“托疾牧豕”的记载。

《齐民要术•养猪》篇说；“猪性甚便水生之草，杷耧水藻等令近岸，猪则食之，皆肥。”文献中常见 “牧豕海上”《汉书•公孙弘传》；“牧豕于泽中” 见于《后汉书•孙期传》 所载。

由于汉代地区养猪以放牧为主，成本较低对，因此猪的饲养量相对比较可观。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，西汉前期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养猪专业户，借此机会发家致富。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中提到过，泽中千足彘”(250头猪)，“此其人告与千户侯等”。由于养猪业的迅速发展，猪成为人们饮食生活中最主要的肉类来源之一。

4. 犬 两汉时，人们普遍喜欢吃狗肉，所以狗肉也就成为当时的主要肉食之一。《睡虎地秦墓竹简•秦律十八种•田律》规定：百姓的家犬进入禁苑捕兽，守苑者可将其杀死后“食其肉而入其皮”。《礼记》中多次提到周天子吃狗肉。《国语•越语上》记越王勾践“十年生聚”，为鼓励生育，特规定“生丈夫(男孩儿)，二壶酒，一犬;生女子，二壶酒，一豚(小猪)”。由此看来，最初，狗肉比猪肉贵重。战国以后，屠狗已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，如《史记》中的侠义之士荆柯聂政，以及跟随汉高祖转战南北的樊哙等人，最初都是“以屠狗为业”。

用狗肉作的菜肴也十分丰富，见于秦汉简犊记载的有:五香狗肉干、狗羹、狗芹羹、狗苦羹、炙狗肋、炙犬肝等。孔颖达在《礼记•曲礼上》“效犬者左牵之”的注中曰:“大者为犬，小者为狗”。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上的肉食标本分析，当时汉人食用的肉以养了一年内的小狗肉为佳，小猪则以出生两个月至半年者为佳。说明在汉人在食用肉类时，就比较讲究其大小和老嫩。在扬州汉墓中常有灰陶狗模型出土；《淮南子》中将猪肉与狗肉并提；《泰族训》云：“剥狗烧豕，调平五味”，“剥狗烧猪”的成语也来源于此。

5．鸡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鸡肉和鸡蛋。一般家庭把“杀鸡为黍”作为敬老养老和接待宾客的家常菜食，这说明汉人对鸡肉和鸡蛋的营养价值已有了相当的认识，鸡的数量和蛋的产量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。两汉的养鸡业非常发达，是当时养殖量最大的一种动物品种。 汉代民间养鸡业极盛。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，关中人陈广汉家中有“万鸡将五万雏”，这是汉府文献记载中的养鸡业规模之最。

在全国各地的两汉墓葬中常有鸡蛋、鸡骨架、陶制鸡模型、鸡树出土。在扬州、仪征、宝应汉墓中常伴有肉制的鸡树、肉鸡、肉鸭、肉鹅出土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竹葡内贮有10余只鸡蛋壳，在出土的简犊上常有蒸卵韭卵、拘豚韭卵等菜肴的记载出现，说明当时鸡蛋做菜已十分普遍了，食用方法与今大体相同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有“鸡白羹一鼎瓠菜”的简文。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中》有 “鸡子五枚”的记录。鸡在一般家庭是节日和待客的主要肉类食品。如《后汉书•郭泰列传》中，东汉时农人茅容“杀鸡为馔”，客人郭泰“谓为己设 ”。

6.鱼 汉代时期 ，鱼也在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。《汉书•地理志》曰：“江南地广……民食鱼稻，以渔猎山伐为业”。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称山东“多鱼、盐”，濒临渤海的燕地有“鱼盐枣栗之饶”。可见，渔业已与牛、羊、彘、犬等相提并论了。在粮食匮乏时期，还用鱼来加以弥补。《后汉书•董卓列传》载，董卓征讨羌人被围，“粮食乏绝，进退逼急。乃于所度水中伪立鄢，以为捕鱼。”沈莹《临海水土志》曰“土地饶沃，既生五谷，又多鱼肉……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，以盐卤之，历月所日，乃啖食之，以为上肴”也。可见，汉人还可以把生鱼用盐储藏起来，有另外一番美味。

汉代以捕鱼为生的人很多，两汉捕捞业的发达，给人们食用鱼虾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原料，鱼脍、炙鱼、鱼羹成为人人喜爱的菜肴，蜀地涪翁以钓鱼为生，南阳高凤“隐身为钓，终于家，”残存的《四时食制》列举的鱼类种类繁多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鱼类残骸种类记载也有：鲤鱼、鲫鱼、鳜鱼、刺鳊……鲤鱼是最为常见的鱼类，也是食用量最大的鱼类，并成为主要的养殖对象。陶朱公《养鱼经》就是记录了鲤鱼养殖的相关问题的。《汉书•广陵王刘青》载，即有刘青的庭园中有水池，池中养鱼的记载。

还用鱼东汉时期的地主庄园里也常建有专门的养鱼池，进行人工喂养。捕涝使用的鱼具主要有网、瞥、鱼叉、鱼钩等。《淮南子•说林训》中将捕鱼的技巧概括为:“钓者静之，与罒瓜瓜死者扣舟，网者动之，罩者抑之，罣者举之，为之异，得鱼一也。”这里以静、动、抑、举表达了几种渔具的操作方法。这些捕获方法在汉画像中都能清楚的展现出来。《后汉书•刘般传》载:“民资渔采，以助口实”，特别是连江襟海地区捕捞经济尤为突出。

除了上述主要的肉食品种，汉人还有食动物下水的习惯。居延汉简中频见食用动物内脏的简文，包括肝、胃、肾、肠等。如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简286•19B记录的下水包括头、颈、心、肝、肺、迹、舌、胃、界等。居延汉简破成子51.235载有肝、胃、肾、肠的分配的簿籍。

二 肉食烹饪技术方面

从上述饮食结构可以看出，秦汉的饮食水平较之前代确有极大的提高。相对来说，汉代一般农民食素比较多，肉类种类却相对较少；与此相反，贵族们不仅“食必粱肉”，并且吃肉很有讲究。据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证明，汉代饮食烹调技艺也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。而如脍、炙、脯等食法却都是贵族们常用的食肉方法。

脍，即生肉片，《汉书•东方朔传》:“生肉为脍。”是用精选出的鲜嫩的肉切成，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细切肉也”。如《释名•释饮食》曰:“细切肉令散，分其赤、白异切之，己乃会和之。” 汉人讲究吃生肉片，具体吃法是把切好的肉片肥瘦分开，沽上调料生吃。据说孔子食脍很为讲究，《论语•乡党》里记载他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。“脍不厌细”就是肉片切得越薄越好。《酉阳杂姐》记一位叫段硕常的人做脍技艺很高，切成的肉片薄得“轻可吹起”。鱼肉也可切成片生吃，古谓之“鱼脍”，现在叫“生鱼片”。一般人认为“生鱼片”是日本特有的菜肴，其实这在中国“古已有之”。早在先秦时代，人们就有吃生鱼片的习惯，如《诗经•小雅•六月》就有“饮御诸友，热鳖脍鲤”的记载，“脍鲤”即用鲤鱼做成的生鱼片；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所列的士大夫宴会的菜谱中也有“鱼脍”一肴。到了汉代仍是如此，如汉乐府诗《羽林郎》中也有“就我求珍肴，金盘脍鲤鱼”的诗句。《淮南子•散不足》载：“燔炙满案，臑鳖脍鲤”。扬州地处江淮之间，东临沧海，是有名的水乡泽国，水产十分丰富，喜食鱼脍是当时人的一种爱好。1939年在扬州胡场七号汉代木棒墓中出土了三条完整的鱼骨。可见汉人生前喜食鱼脍，死后亦念念不忘。

脍品是生肉，选择不好吃下去难免闹肚子，《后汉书•华佗传》记载汉广陵太守陈登“食脍致疾”，请华佗治病的故事。汉广陵太守陈登:“忽患胸中烦淤，胸中有虫……虫头赤而动。半身犹是生鱼威。”食脍至疾，可见陈登嗜鱼脍之甚。

炙，从火从肉，从字形看即可知是指烤肉。以火烤肉起源很早，据古书记载，原始社会“隧人氏”发明“钻隧取火，以化腥躁”《韩非子•五蠢》，结束了“茹毛饮血”的落后生活方式。不过当时只是化生食为熟食。“炙”是由此发展而来的。现存的汉代朱鳍墓室画像:一个人立火炉旁，一手拿着穿有肉串的钎子，一手拿着长方形扇子煽火，然后用炭火来烤，与现代的羊肉串儿做法近似。可见烤肉串儿也是由来已久，不过在当时可能只有周文王、朱鳍这样的王公贵族才享用得起。《三国志•蜀书•先主传》中描写关羽，“刮骨疗毒”，不畏疼痛。时关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，臂血流离，盈于盘器，而羽割炙引酒，言笑自若。”“割炙引酒”，即一边用刀割食大块的烤肉，一边喝酒。《齐民要术》所记南北朝时的名肴“炙豚”、“炙鹅鸭”，也都是整烤割食的炙品。

脍、炙泛指美食佳肴，所以《孟子•尽心》篇公孙丑问孟子“脍炙与羊枣孰美?”孟子断然回答:“脍炙哉!”后人比喻诗文优秀，令人品味无穷，也用“脍炙人口”这一成语。

修、脯，都是咸干肉，《说文解字》:“脯，干肉也”“修，脯也。”所不同的，修是加姜、桂、椒、盐等调料制成的腊肉条，脯是咸肉干，正如《周礼•天官•膳夫》贾公彦疏所说:“加姜、桂锻治者谓之惰;不加姜、桂，以盐干之者谓之脯。《韵会》也解释说:“薄析曰脯，捶之而施姜、椒曰锻修。”做法是将肉切成薄片然后涂盐晒干的方法。修、脯也是宴会上常用的肉食，《礼记•内则》列有牛修、鹿脯、采脯等。修指腊肉，十条为一束，《论语•述而》记孔子教学生，收“束修”作为学费。因此，后世人往往用 “束修”一语代教师酬金。

脯的制作方法十分普及，用脯制作的肉类品种也颇多。洛阳汉墓 出土的陶敦上有“鸡脯”的题记。居延汉简有 “遗脯一”“野羊脯”以及“买牛肉百斤治脯”的简文。

此外，还有其他的食肉方法，如煎、蒸、等，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三 肉食的相关特点

1．汉代是以农业种植为主，肉食在饮食牛活中的比重自然要比粮食小得多，但随着家庭畜牧业的发展，食肉量较之前代有所增加。西汉中期桓宽在《盐铁论•盐不足》中对西汉初期家畜情况作一对照：古者庶人粝食藜藿，非乡饮酒、膢腊、祭祀无酒肉。故诸侯无故不杀牛羊，大夫无故不杀犬豕。今闾巷县佰，阡伯屠沽，无故烹杀，相聚野外，负粟而往，挈肉而归。中者“屠羊杀狗”，贫者也有“鸡系五芳”。汉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至武帝初年，家畜饲养业有了显著的进步，也提供了较多的肉食，也有富人“椎牛击鼓”，中等人家“屠杀羊、狗”，平民百姓“鸡永五劳”的记录。

但随着武帝时期连年对外用兵，社会经济遭到破坏以及统治者对农民兼并的加重，这种普通农民家能吃上肉的生活就逐渐消失了，到东汉时期，肉的比重已经是很低了。《后汉书•周燮》载，东汉人闵仲叔“含菽饮水，老病家贫，不能得肉，日买猪肝一片，”。古谣谚“知肉食美，则对屠门而大嚼”和望都东汉墓出土的工匠戏书“酒肉日有师不爰手”都表明了普通百姓对肉食渴望而不可得的情形。

2．汉画像石墓和壁画中的厄厨图像所反映的内容看，汉代人们的饮食结构十分丰富。最突出的是肉食类，而屠宰场面又占厄厨的首位。其中家畜有椎牛、杀猪、宰羊、屠狗；家食有杀鸡、宰鸭、割鹅；还有下水及血.也是人们食之佳肴。《方言》谓北燕方言：“披牛羊之五脏，谓之膊”《合校》173.8“肉十斤直卅”大致每斤3钱，而在《合校》258.3里，胃八斤廿四钱，肾、肠、肝各为十钱、廿七钱，可见下水并不比猪肉便宜，只是汉代人口味的偏好而已，而这种食下水的习惯在汉代也是较为普遍的。

那时人们已经吃熟食，寒食节就是个证明！因为那天为了忏悔皇帝自己的过错，命令大家不许生火做饭

从上述饮食结构可以看出，秦汉的饮食水平较之前代确有极大的提高。相对来说，汉代一般农民食素比较多，肉类种类却相对较少；与此相反，贵族们不仅“食必粱肉”，并且吃肉很有讲究。据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证明，汉代饮食烹调技艺也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。而如脍、炙、脯等食法却都是贵族们常用的食肉方法。

脍，即生肉片，《汉书•东方朔传》:“生肉为脍。”是用精选出的鲜嫩的肉切成，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细切肉也”。如《释名•释饮食》曰:“细切肉令散，分其赤、白异切之，己乃会和之。” 汉人讲究吃生肉片，具体吃法是把切好的肉片肥瘦分开，沽上调料生吃。据说孔子食脍很为讲究，《论语•乡党》里记载他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。“脍不厌细”就是肉片切得越薄越好。《酉阳杂姐》记一位叫段硕常的人做脍技艺很高，切成的肉片薄得“轻可吹起”。鱼肉也可切成片生吃，古谓之“鱼脍”，现在叫“生鱼片”。衡芦世一般人认为“生鱼片”是日本特有的菜肴，其实这在中国“古已有之”。早在先秦时代，人们就有吃生鱼片的习惯，如《诗经•小雅•六月》就有“饮御诸友，热鳖脍鲤”的记载，“脍鲤”即用鲤鱼做成的生鱼片；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所列的士大夫宴会的菜谱中也有“鱼脍”一肴。到了汉代仍是如此，如汉乐府诗《羽林郎》中也有“就我求珍肴，金盘脍鲤鱼”的诗句。《淮南子•散不足》载：“燔炙满案，臑鳖脍鲤”。扬州地处江淮之间，东临沧海，是有名的水乡泽国，水产十分丰富，喜食鱼脍是当时人的一种爱好。1939年在扬州胡场七号汉代木棒墓中出土了三条完整的鱼骨。可见汉人生前喜食鱼脍，死后亦念念不忘。

脍品是生肉，选择不好吃下去难免闹肚子，《后汉书•华佗传》记载汉广陵太守陈登“食脍致疾”，请华佗治病的故事。汉广陵太守陈登:“忽患胸中烦淤，胸中有虫……虫头赤而动。半身犹是生鱼威。”食脍至疾，可见陈登嗜鱼脍之甚。

炙，从火从肉，从字形咐肢看即可知是指烤肉。以火烤肉起源很早，据古书记载，原始社会“隧人氏”发明“钻隧取火，以化腥躁”《韩非子•五蠢》，结束了“茹毛饮血”的落后生活方式。不过当时只是化生食为熟食。“炙”是由此发展而来的。现存的汉代朱鳍墓室画像:一个人立火炉旁，一手拿着穿有肉串的钎子，一手拿着长方形扇子煽火，然后用炭火来烤，与现代的羊肉串儿做法近似。可见烤肉串儿也是由来已久，不过在当时可能只有周文王、朱鳍这样的王公贵族才享用得起。《三国志•蜀书•先主传》中描写关羽，“刮骨疗毒”，不畏疼痛。时关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，臂血流离，盈于盘器，而羽割炙引酒，言笑自若。”“割炙引酒”，即一边用刀割食大块的烤肉，一边喝酒。《齐民要术》所记南北朝时的名肴“炙豚”、“炙鹅鸭”，也都是整烤割食的炙品。

脍、炙泛指美食佳肴，所以《孟子•尽心》篇公孙丑问孟子“脍炙与羊枣孰美?”孟子断然回答:“脍炙哉!”后人比喻诗文优秀，令人品味无穷，也用“脍炙人口”这一成语。

修、脯，都是咸干肉，《说文解字》:“脯，干肉也”“修，脯也。”所不同的，修是加姜、桂、椒、盐等调料哗雹制成的腊肉条，脯是咸肉干，正如《周礼•天官•膳夫》贾公彦疏所说:“加姜、桂锻治者谓之惰;不加姜、桂，以盐干之者谓之脯。《韵会》也解释说:“薄析曰脯，捶之而施姜、椒曰锻修。”做法是将肉切成薄片然后涂盐晒干的方法。修、脯也是宴会上常用的肉食，《礼记•内则》列有牛修、鹿脯、采脯等。修指腊肉，十条为一束，《论语•述而》记孔子教学生，收“束修”作为学费。因此，后世人往往用 “束修”一语代教师酬金。

脯的制作方法十分普及，用脯制作的肉类品种也颇多。洛阳汉墓 出土的陶敦上有“鸡脯”的题记。居延汉简有 “遗脯一”“野羊脯”以及“买牛肉百斤治脯”的简文。

此外，还有其他的食肉方法，如煎、蒸、等，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三 肉食的相关特点

1．汉代是以农业种植为主，肉食在饮食牛活中的比重自然要比粮食小得多，但随着家庭畜牧业的发展，食肉量较之前代有所增加。西汉中期桓宽在《盐铁论•盐不足》中对西汉初期家畜情况作一对照：古者庶人粝食藜藿，非乡饮酒、膢腊、祭祀无酒肉。故诸侯无故不杀牛羊，大夫无故不杀犬豕。今闾巷县佰，阡伯屠沽，无故烹杀，相聚野外，负粟而往，挈肉而归。中者“屠羊杀狗”，贫者也有“鸡系五芳”。汉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至武帝初年，家畜饲养业有了显著的进步，也提供了较多的肉食，也有富人“椎牛击鼓”，中等人家“屠杀羊、狗”，平民百姓“鸡永五劳”的记录。

但随着武帝时期连年对外用兵，社会经济遭到破坏以及统治者对农民兼并的加重，这种普通农民家能吃上肉的生活就逐渐消失了，到东汉时期，肉的比重已经是很低了。《后汉书•周燮》载，东汉人闵仲叔“含菽饮水，老病家贫，不能得肉，日买猪肝一片，”。古谣谚“知肉食美，则对屠门而大嚼”和望都东汉墓出土的工匠戏书“酒肉日有师不爰手”都表明了普通百姓对肉食渴望而不可得的情形。

2．汉画像石墓和壁画中的厄厨图像所反映的内容看，汉代人们的饮食结构十分丰富。最突出的是肉食类，而屠宰场面又占厄厨的首位。其中家畜有椎牛、杀猪、宰羊、屠狗；家食有杀鸡、宰鸭、割鹅；还有下水及血.也是人们食之佳肴。《方言》谓北燕方言：“披牛羊之五脏，谓之膊”《合校》173.8“肉十斤直卅”大致每斤3钱，而在《合校》258.3里，胃八斤廿四钱，肾、肠、肝各为十钱、廿七钱，可见下水并不比猪肉便宜，只是汉代人口味的偏好而已，而这种食下水的习惯在汉代也是较为普遍的。

汉代，中国饮食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代

汉代是我国一个比较重要的时代，随着铁制炊具的发明和使用，汉代出现了红案和白案的分工以及炉灶和砧板的分工，促进和加速了烹饪技术的发展，中国饮食文化在此也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和特色，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

汉代从建国以来，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，“与民休息”，重农业、减劳役、轻税赋，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，工商业也随之活跃起来，为饮食业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。

一 烹饪炊具及餐具

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和现代农村的柴灶相似的炉灶，立体长方形，前有灶门后有烟囱，灶面有太灶跟一个，或者小灶眼1～2个，但南方、北方的灶不同。北方的灶有挡火墙，灶面富于装饰性。从平面上看，北方多为前方后圆式，南方多为尖尾弧背式。炉子汉代也比较多，有陶炉、铜炉、铁炉，形式不一，形状多样，可用来烤、煮食物。

除了炉灶之外，还出现了面点用工具——蒸笼。在《饼赋》中就有用蒸笼蒸面食诀窍空键“火盛汤涌，猛气蒸作”的记载，另外，在《齐民要求饼法八十二髓饼法》中也记载了“以髓脂。蜜，合和面，厚五分、广六七寸。便著明胡饼炉中，令熟，勿令反复”。蒸笼和烤炉的出现促进了面点制作的发展。

汉代，进入了陶器、原始瓷器向瓷器的过渡时期。据出土的文物分析，汉代早期的原始瓷，其质量较先秦有明显的提高。这时的餐具有鼎、壶、敦、盒、罐等。西汉晚期，鼎逐渐消失，壶、罐、盆、勺增多，东汉晚期，制瓷技术又有了提高，这时的餐具瓷胎较细，釉色光亮，釉胎结合较紧。

斗伏巧二 红案和白案的发展及技术成绩

(一)红案

1 原料

进人汉朝以后，蔬菜和水果的品种较以前也有所增加，长沙马王堆汉墓等处曾有出土。蔬菜品种主要有韭、葱、葵、姜、芥、蒜、瓜、纯、紫菜、茄子、萝卜、菘等。张骞通西域以后，开展了中外文化和物质等的交流，引进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品种，其中有黄瓜、大蒜、胡芫、苜蓿、石榴、葡萄、胡桃等，大大丰富了烹饪原料，是中国饮食史上的一件大事。用于烹调的禽畜、乳制品、水产品的品种也有所增加。有史料和考古资料证实在东汉时就出现了豆腐，使豆类和豆制品广泛的应用于烹调中。汉代的调味料除了酒之外，还有盐、酱、葱、姜、蒜、饴、蜜、油等，使菜肴的口味更加丰富多变。汉代铁器的出现，为烹饪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。

2 烹饪技艺

汉代在选料时已注意季节选料，在不同的季节选用不同的原料。

菜肴的刀工也比较讲究，出现了多种刀具和刀法，例如：平刀法、直刀法等，原料通过处理出现了多种形状。菜肴原料的搭配上开始重视颜色、质感、口味、形状以及荤素等方面的结合。

在烹调技法上，新的烹调方法脱颖而出，铁制炊具的出现使原有的羹、脯、炙等烹饪方法制作菜肴的花式品种有了大的增加，新的烹调方法如烩、炒、消等也广泛的用在汉代的烹调中。在火候上，已经注意调节火力强弱，如以“微火”“缓火”、“逼火”、“急火”用于烹制不同烹饪要求的原料，还注意掌握用火的时间。涌现了有代表性的一批名菜。

(二)白案袅展及技术成绩

汉代已出现了象蒸笼、石磨、筛、箩等专业的面点制作工具，面点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。

除了制作工具外，汉代面点在发酵、面团、成形、调味、成熟等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提高。汉代已出现如《四民脍》所载的“入水即烂”的“酒溲饼”，也出现了酸浆和酒酵两种发酵方法。面团也已经有了冷水面团、热水面团、蜜糖面团和用牛羊脂膏调制的油酥面团。面团的成型上已学会用各种手法和模具将面团制成各种美丽的形状。面点的调味技术进步也较快，将调味原料分别掺合到面团中、馅中和烹制的汤汁中，这佯点心的味道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。口味也丰富起来，已用水煮、汽蒸、油煎、炸、烤等方法。出现了一大批在烹饪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名点。例如：汤饼、胡饼、蒸饼等。

从众多的著作中可以发现，在汉代已经明显出现了红案和白案的分工。使得烹调技术和面点制作技术发展提高比较快。面点在人们的饮食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。分工明确后，厨师可以把自己有限的精力用在某一方面的研究上，例如用同一烹调工具创造和发现新的烹调方法。用刀具研厅哗究出不商刀法和原料成型，探索面团的特点种类、成型手法等等，使我国烹饪技术在这一时期都有了较大的提高。